“西1000”(同“西一千”)，指的是环形铁道以西1000米内的区域范围。环铁艺术区旁边的中国铁道科学院东郊分院内，散居着十多位艺术家，他们于2012年起开始入住，在他们周围，共杂处着400-500名租户。2016年8月1日，“西一千”的租户们突然接到一纸通知：“西1000”区域内房屋建筑的使用权须收回，为中国铁路科技创新和实验室建设创造条件。腾退期限为一个月。
从接到通知之日起，住在“西一千”区域内的赵恒、施翔和查宋刚等艺术家就不得不接受被选择的自由，即必须“选择突如其来赋予他们的东西”，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腾退工作，没有任何的协商、补偿或回旋余地。事实上，在2009年声势浩荡的艺术区拆迁中，艺术家就曾采取多种手段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不公命运进行过抗争，如行政性上访、法律诉讼、貌似悲壮的现场行为艺术、通过媒体造势呼吁社会关注和同情，乃至类似“暖冬”之类的多个艺术区抱团取暖式的巡回艺术交流计划。
艺术家赵恒已经在西1000居住有四年，他的两幅作品都是自己的工作室一角，一幅为《限制·自由》，表现的是“一只狗对玻璃之外的冲破与自由的向往”，而另一幅《一张布告》则是直接表现突然的“腾退”通知，一张布告贴在墙上，不可抗衡的无奈感。
在策展人刘国鹏看来，无论与上述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的一夜之间被扫荡取缔，还是2009年多个艺术区的大规模拆迁相比，发生在中国铁道科学院东郊分院内“西一千”的腾退现象，都不可同日而语。首先，“西一千”并非纯粹的艺术区，其次，散居其间的艺术家数量仅十多位，比例极低，因此，即便从艺术家的视野出发，“西一千”腾退的规模和程度，在北京当代艺术区的拆迁史上，都无异于一场毛细血管破裂事件。
2009年艺术区的大规模拆迁和“西一千”腾退事件中，两类艺术家的反应和表现实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前者那里，艺术家一开始并没有选择以艺术的方式来处理和对待这一强制性拆迁事件，而是试图以艺术之外的手段来寻求解决发生在艺术区头顶的命运，即便后来出现艺术家以个体或集体的方式进行现场行为表演，或组织临时性展览，其背后的动机皆在于表明艺术家的反抗姿态，只不过选择了艺术这一外在形式而已。他们其实并没有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或对此达成充分的认同，即艺术本身的无能。艺术作品或许可以用来进行物质财富和货币的交换，或许可以抬高赋予作品生命力的艺术家本人的身份，乃至织造令人晕眩的光环，但是，这些并非艺术本身的目的，而是艺术之外的附加功能。
而赵恒、施翔和查宋刚三位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强制性腾退的无能为力和艺术本身的无能，这一无能使得他们对于发生在“西一千”的突发事件不得不接受被选择的自由。但是，接受并不意味着麻木或逆来顺受，而只是对于自己所投身的艺术活动无从改变眼前被动命运的自觉，因此，他们的反应便自然而然地回到对腾退事件的反思本身，即如何将发生在眼前的、从情感和心理上难以接受的生活事件主动转化为一场艺术事件。
赵恒、施翔和查宋刚分别针对8月1日接到的腾退通知和这一强制性搬迁对个人生活世界造成的震荡进行了自觉的反思，而后针对性地从个体视角创作了相关作品。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8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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